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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特区: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2019-10-31 09:17:47
[摘要] 图/新华创办特区: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1984年1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在深圳时,没有讲话,没有题词。经过讨论,中央决定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区域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眺望深圳蛇口“海洋世界”旅游中心的蛇口工业区。照片/新华社

建立特区:为改革“拼死一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斯

1984年1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在深圳时,没有说话,也没有落款。

几天后,1984年2月1日早上,邓小平散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桌子上已经有一张纸了。此时,邓小平的南巡已经到达广州的第三站。

在此之前,他在珠海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市委听后非常着急,“珠海很好,深圳怎么样?”

前国务院经济特区办公室副主任赵云东在经济特区建设的全过程中一直跟随前副总理顾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是经济特区最富有成效的地方。然而,邓小平在深圳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他会回北京,因为当时中央在经济特区的建设上有分歧。

根据《邓小平时报》作者傅高义的分析,一贯坚定不移地建设经济特区的邓小平自1982年以来一直处于守势。

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邓小平在广州珠岛酒店一口气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签字日期是1984年1月26日,这是他在深圳的最后一天。

前广东省委书记、深圳市委一秘吴南生对其中一个细节印象深刻。邓小平碑文的内容是由他起草的。起初他写道:“实践证明,中央政府建立特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看着它,想了一会儿。他划掉了“中央”这个词,改成了“我们”。

吴南生后来总结了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说特区最大的贡献是突破和引进市场经济。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始于特区。

1984年1月28日,邓小平考察深圳后登上中山市罗三妹山。下山时,道路崎岖不平,工作人员建议返回原路。邓小平说:“不要回去。”

进攻中

1978年,这个国家首次开放。

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越来越严重的逃港趋势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疼。

从1978年1月到11月,仅宝安县就有13,800人逃离,7,037人逃离。一些基层干部甚至带头逃跑。1979年,情况甚至更糟。逃离香港的浪潮蔓延到广东各地。宝安截获并接收了46,000多名移民。由于大量人员外流,宝安县损失了20多万亩土地。

移民的力量来自内地和香港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就在河对岸,1978年,宝安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34元,而河对岸的香港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为13,000港元。

在宝安,两种社会制度以最直接的方式与两种经济制度发生冲突。

1977年11月邓小平访问广东时,他指出了逃离香港浪潮的实质:“最大的问题是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想到了改革,打开了眼界。在中央层面,这一直是一个共识。问题是如何在不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开始。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9年1月,宝安退出县城,建立了一座城市,改名为深圳。

一个月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连夜给Xi中训和杨尚坤发了一封1300字的电报。在电报中,吴南生提议在广东划出一块地方,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东西。他说国际象棋有“第一手”,即迈出第一步并采取主动。“现在为了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迈出第一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广东省提出“迈出第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设立外贸加工区,以吸引外资。福建听后也很感动。经过讨论,中央政府决定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等地划出一定的区域进行单独管理,从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原业主钟健在《伟大的实验:中国经济特区建立的起点和终点》中指出,中央政府首先选择在广东省和福建省建立经济特区,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省具备扩大对外贸易和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这两个省毗邻香港、澳门和台湾,地理位置优越。大部分港澳居民都是广东人和福建人。两省与港澳的经贸关系一向密切,这有利于利用港澳台市场、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外,广东和福建还有许多华侨。当时,广东有800多万华侨,福建有500多万华侨,占全国华侨总数的65%,这有利于利用华侨资本。

很少提到的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中国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历史问题做准备。

1994年,当时的江泽民主席在访问珠海特区时说,香港就在深圳对面。如果它不设立特别行政区,它将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双方的比较会显示出经济上的对比。面对澳门,珠海建立经济特区有利于澳门在1999年回归。还有从远处看台湾的厦门。

事实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飞往香港的航班突然停止。

起初,广东省委非常担心特区的命名。如果它被称为“出口加工区”,它将与台湾新竹加工区同名。如果它被称为“自由贸易区”,那么“自由”这个词就像是把资本主义的标签贴在一个人的脸上。它似乎太有限了,不能称之为“工业贸易区”。

邓小平听说后,对顾牧说:“广东叫特区,陕甘宁叫特区。”

“特区”的名称确定后,首先中央文件称“出口特区”。然而,1979年10月,吴南生提出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理由是特区不仅仅是进出口加工区。特区不仅要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业、旅游、房地产等经济事业。

中央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自1980年3月以来,“经济特区”的名称已经正式使用。

同时,这个名字也具有政治意义。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回忆说,中央反对建立经济特区的同志们听了邓小平的“陕甘宁理论”,抨击说:“陕甘宁是一个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种情况很快蔓延到广东,那里的领导人反应迅速,说:“是的,最好称之为经济特区。”

吴南生回忆道:“以经济特区的名字,我们应该说我们碰了一块大石头。名字一出来,反对意见似乎就少了。”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照片/新华社

力量

广东比其他地方领先一步,从其对中央政府的“权力”开始。

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广东就提出中央政府应适当下放广东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审批权限,注意外汇共享,大力支持资金物资安排,使外汇更加灵活、规模更大。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Xi中训提出:“我希望中央政府给予一些权力,让广东先走,让它先走。”

邓小平坚决支持广东。然而,有些人担心它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反驳说,中国是全民所有,社会主义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做,每个人的收入将达到1000到2000元,至少不会来自中央政府。这时,他的“第一个富裕理论”已经形成。他直言不讳地说:“广东省和福建省有800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什么坏处。”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需求权”的实质是对现有制度的冲击。特区的第一代领导人要冒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当时人们仍然害怕一轮又一轮的“体育运动”,这凸显了他们的勇气。吴南生曾多次表示,他“手里拿着脑袋在管理一个特别行政区”。

邓小平的话最能代表特区的特色,“奋力拼搏!”

1979年,在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广东省和福建省实施特殊而灵活的政策后不到半个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对外开放的顾牧带领中央工作组访问了广东和福建。离开之前,邓小平特别告诉他:“不要害怕当地资本主义。我们有解决当地问题的经验。”

视察期间,顾牧告诉广东干部,为了改革体制,有必要研究如何实行计划经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他说,中央政府在广东的地位很高,应该借鉴广东的经验探索国家体制改革。

当时,顾牧也意识到特别行政区这样做并不容易。他必须对意识形态问题有所准备。“道路是正确的,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麻烦,”他说。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如何划分权力和划分多少权力上有许多不同。

首先是金融和外汇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同意实施"一体化合同",但在如何实施和如何计算具体基数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当地政府希望为一次性付款设定一个较低的基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强调了该国的承受能力,并要求尽可能收紧。地方政府希望根据前三年的平均值确定基数,而中央政府则建议以1978年或1979年的实际收入和支出为基数。

第二,在计划、外贸和企业管理的下放程度以及如何改变物质和商业制度方面也存在分歧。

每当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时,顾牧就出来协调。他说,总的原则是反映邓小平“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的建议。部里的同志要更加解放,地方同志也要有全局观。

1979年7月18日,胡耀邦在审阅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批准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执行情况的两份报告后,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他建议在“特别政策”前加上“对外经济活动”,以免“引起党内党外误解”。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核准了《广东省委员会和福建省委员会关于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79〕50号),又称“50号文件”。文件指出,中央政府已决定对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点特区。

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广东省和福建省已经就“放权”达成协议,坚不可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瓦解。

“50号文件”规定,该计划主要由省制定。利用外资,除一些非常大的项目外,需经省级批准;财政和外汇收入应当固定,固定期限为五年。材料和商业活动的分配可以适当利用市场调节来扩大地方管理价格的权力。

在最关键的对外贸易改革中,中央政府授予了外贸经营权,允许两个省自行安排和管理对外贸易,设立省级外贸公司,并在港口开展进出口业务。

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这项改革至关重要。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对外贸易体制。以广东为例。改革前,虽然全省有12家专业外贸公司,但只能按照国家外贸公司的合同进行生产。盈余上缴给国家,亏损由国家承担。因此,传统系统的缺点非常明显。由于政企分开、企业管理自主权小、产销脱节,很难调动企业积极性。

广东省获得外贸自主权后,省委立即决定在这12家外贸公司之外再设立一批外贸公司,并给予所有条件成熟的外贸企业出口权。仅在1980年,广东省就在冶金、农业机械、船舶、建材等方面建立了10多家省级外贸公司。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中央部委在广东设立了50多家贸易公司,这很快成为该国出口收入的主要力量。1981年,广东进一步授予市县“外贸经营权”,市县外贸企业可以直接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

仅在几个月内,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出口就创下了历史新高。1979年,这两个省的外贸和出口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32%和30%。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钟毅用三句话总结了中央政府对这两个省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更加对外开放,更加对内放松,更加下放权力。

后来,顾牧感慨地说:“要建特区,必须有孙悟空闹天宫的精神。”

1984年4月,深圳蛇口工业区在建。深圳特区人民首先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照片/照片袁玲

夺回权力

1982年春天,“本应进入植被茂盛的春季的经济特区,在秋风中显得有些凄凉。”

顾牧的感受后来被许多特区领导人写进了回忆录。

事实上,自1981年以来,“寒流”一直向南蔓延。

1981年1月和3月,中央政府发表了一系列两篇文章,建议坚决打击投机和走私。当时,国内市场缺乏商品。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和高质量织物供应短缺。国家一开放,走私猖獗,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曾经有这样一种情况,"工人不工作,农民不耕种,学生不上课,干部从事私利"。

198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调查组进入深圳。调查组认为,特区建设中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外币充斥市场,宗教迷信加剧,淫秽物品大量流入市场,非法卖淫活动增多,台湾反动宣传渗透,港台电视也占据了“特区几乎成了无保护城市”的位置。

1982年1月11日,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指出“走私和盗录是严重损害党的威信的重大问题,对我们党的生存至关重要。全党必须坚持下去。”

就在几天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简报中指出,“广东省一些地区走私猖獗。”我主张对一些最令人发指的罪行进行严格的执法、判刑甚至杀戮。否则,党的作风就不能纠正。"

邓小平在陈云的评论“并在报纸上发表”前加了八个字:“要迅速果断,坚持住。”

2月11日至13日,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更加坚定有效地执行《中央应急通知》。广东省委、省政府共18人来到北京,几乎覆盖了整个领导班子,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两省会谈后几天,胡耀邦亲自打电话给刚回到广东的任钟毅,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到会议报告后不放心,要求他再次来北京。

2月19日,任钟毅和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第二次前往北京。他们也被称为“第二宫”,因为他们接受批评。当晚,胡耀邦提前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并转达了政治局常委的意见。他说,关于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现在回顾过去,经济上有所收获,政治上有所损失。广东的工作不够“活”,而是“活”得太多。

任和刘听到这个消息后压力很大。他们不知道的是,邓小平第一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句话也没说。

3月1日,中央政府发布了《粤闽研讨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并附上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纪要》强调,经济领域的走私、投机、诈骗、贪污贿赂比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严重得多。有些人崇拜外国事物,谄媚地向外国鞠躬。他们卑躬屈膝。他们失去了个性和尊严。他们甚至逃跑并犯下叛国罪。

在这场“反走私”运动中,经济特区首当其冲。

会议纪要规定,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统一管理,除国家规定的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开展对外经济活动。这相当于收回一些原本下放给特区的权力。

前副总理李岚清在《突破:开放的时代》一书中指出:当时,一些深受极端“左”倾思潮影响、习惯僵化垄断体制的人把走私的原因归咎于对外开放。他们给广东、福建和深圳经济特区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说“资本主义又一次猛烈地攻击我们”,“如果这样下去,广东将在三个月内崩溃”,有些人甚至呼吁关闭经济特区。

一致的

1982年,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分歧达到顶点。

年初,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了由顾牧负责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这也意味着特区的领导地位会被削弱。

此后,国务院成立了特区工作组。前特区办公室副主任赵云东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最初顾牧想把这个组织称为特区办公室。一些领导人不同意,认为它的标题太大。最后,他不得不被降职到特别行政区工作组,这是国务院的一个局级单位。后来,在1984年,反对的声音很低。该工作组最初升级为副部级特别行政区办公室,后来成为部级单位。

在特区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古牧说:“任何有顾虑的人都可以退出。然而,如果出了问题,董事会不会打你。这只是我自己的账户。我准备让别人烧了赵家楼。"

《纪要》发表后,自称是“变形金刚”的任钟毅也“有了一些对策”。早些时候,他找到了胡耀邦,并说广东离香港和澳门很近。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不仅会在广东干部中引起混乱,还会在香港、澳门和海外制造“政策改变”的假象。胡耀邦说:“由你来决定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能传达。”

198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广东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许多干部带着受到批评和惩罚的感觉出席了会议,但任钟毅在会上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政策,即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定不移;我们还必须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振兴经济。

5月,他还提出了“污染不排斥外国人”的口号。污染应该与真正的污染分开。盲目排斥是错误和愚蠢的。

谷牧在访问深圳经济特区期间还鼓励当地干部说:“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发展方向有任何怀疑。怀疑特区不会成功是不切实际的。”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向南走,先去深圳,然后去珠海,最后去厦门。他为所有三个特区都写了题词,为特区内各种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最终的发言权。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立即与胡耀邦等中央官员进行了交谈。他明确表示:“我们在建立经济特区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不是接受,而是释放。”

他把特区的作用概括为“四个窗口”:技术、管理、知识和外交政策的窗口。

原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一直记得邓小平的一句话。在1992年第二次南巡离开珠海之前,邓小平说:“我的指示,还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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